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恶性竞争已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因素之一。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价格调控思路上，从以前的管高价转向管低价，从支持规模扩张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从防垄断转向防无序竞争”；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和“带领企业提升产品的质量，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置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出位置。从外部机制来看，全球价值链体系乃至国内价值链体系所蕴含的独特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助推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的形成。

  “内卷式”竞争是指企业在国内市场上以优胜劣汰的形式争夺消费者和用户的竞争性现象[1]。这种现象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的、正常的产物。“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际”，波特用这一思想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企业如何通过国内市场“内卷式”竞争，慢慢成长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企业[2]。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一定市场规范制约下的“内卷式”竞争，其演化的结构通常是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使落后低效产能退出，以此来实现市场集中并生成寡头垄断企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之前，市场之间的竞争将趋于稳定，“内卷式”竞争现象减少。

  不过，如果这种“内卷式”竞争缺乏统一的规则规制与政策指导，就非常有可能演化为“内卷式”恶性竞争。近几年，一些制造业领域出现无底线“卷价格”、跟风式“卷赛道”、围剿式“卷人才”的情况，陷入“价格战”“专利战”和同质化竞争。低价、低质、低水平竞争之下，一些厂商不惜以次充好、跟风抄袭，对创新者产生了挤出效应，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内卷式”恶性竞争已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因素之一[1]。

  从宏观数据分析来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趋势上行；而PPI持续较弱，截至2025年8月已连续35个月负增长；2022年至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公司利润连续三年下滑，2025年1-7月延续跌势，同比下降1.7%。

  “内卷式”恶性竞争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更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时首次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重点任务之一；2025年5月，央行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价格调控思路上，从以前的管高价转向管低价，从支持规模扩张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从防垄断转向防无序竞争”[3]；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和“带领企业提升产品的质量，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置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出位置。

  当下部分行业与1998年前后中国制造业普遍经历的产能过剩危机高度相似。彼时，纺织、家电等行业因重复建设与低价竞争陷入全行业亏损，最终依赖行政手段强制淘汰落后产能。中国人民大学何青教授等提出了“中国工业公司无利润扩张之谜”，即经济稳步的增长逐步放缓，企业的盈利能力慢慢的变差，但是企业仍在不断地进行扩张，同时伴随着不断的提高的融资成本和居高不下的财务杠杆[4]。近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围绕“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等，对制造业“内卷”的成因展开了充分研究，主流观点可归纳为“市场失灵”[5-6]、“体制扭曲”[7-8]、“有效需求不足”。余文结合专家观点，试以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其外部机制。

  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使得中国本土企业能利用更为庞大的国外需求市场构建规模经济优势，中国本土企业对国外需求市场的积极开拓和渗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可以缓解企业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同质化竞争行为和低价格竞争行为，进而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外部机制。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等学者觉得，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蕴含的利益分配机制，非但没有成为缓解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外部机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助推中国“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机制。其中的核心机制在于：

  一方面，从中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构成来看，在中国全方面实施对外资企业开放政策之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利用自身长期积累形成的技术优势、生产的基本工艺一马当先的优势、先进设备和先进零配件元器件优势，甚至低成本资金融资优势，迅速布局和抢占了中国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环节和关键配套环节，对比而言，多数处于创新研发劣势和技术劣势的中国本土企业被动地集中在那些产业链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上的含金量、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配套环节，被迫集中在市场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和环节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刺激中国国内行业本土企业之间“内卷式”竞争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最为核心的驱动机制仍然是发达国家企业和资本投资者试图在全世界内更大程度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国际大买家和资本拥有者，主动利用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劳动力和低约束的环境成本，将自身产业链供应链之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上的含金量、劳动密集型和环境依赖环节转移和布局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了确认和保证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国际大买家和资本拥有者自身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和分工体系之中的利益最大化，有效保障其在全球贸易和分工利益分配格局之中的绝对控制权和分配权，针对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所需要的国外核心原材料、关键零配件和国外产品订单，均倾向于采取垄断价格效应和纵向价格压榨效应策略，采取针对外包订单的企业分散竞争策略和强迫外包订单采购价格逐年压低策略，试图迫使中国的本土出口企业长期被限制或者压制在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轨道之中[10-12]。这显然是造成中国出口部门本土企业同质化竞争格局形成和低价格竞争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

  而这种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对从事外包订单生产和出动的中国本土企业所采取的纵向价格压榨行为，也逐步在中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运行体制之中日益凸显和暴露。处于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国内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和主导企业，利用自身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之中的控制地位和垄断势力，强迫为其提供零配件、元器件和其他配套材料产品的企业持续性降低供货产品价格，甚至采取长期拖欠应该支付的账款策略来缓解自身资金链压力，事实上形成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和主导企业对配套企业和供应链企业的压榨效应，进而加剧了中国国内“内卷化”竞争格局的形成。

  同时，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影响，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低迷，外需疲软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3]。近几年来的新变化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拔河博弈”日趋激烈，美国拜登政府施行“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产业外交政策；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坚决贯彻“美国优先”，欲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国内经济刺激等政策恢复美国往日辉煌[14]。欧洲先后提出“脱钩断链”和“去风险”，以安全稳定为前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加速。中国制造业面临着部分高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及中低端制造业向墨西哥、印度和东盟等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转移的双重挤压困境[1]。

  当前“内卷式”竞争局面的成因十分复杂，核心原因依然在于各级各地政府竞相实施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9]。财政补贴和优惠利率等政府政策支持作为隐形的力量，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受政策支持的企业不顾融资成本盲目扩张，对利率呈现出不敏感；不受支持的企业难以以低廉的成本融资，甚至融不到资金，其资金的需求无法反映到利率中去，弱化了利率指标的市场信息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扩张中会累计巨额的债务，如果在盈利能力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势必不断依靠再融资的过程，进入典型的“存量”吃“增量”的过程。因此，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机很重要，尊重经济周期运行的基本规律，避免无法被实体经济吸纳的货币蔓延形成资产泡沫进而对系统性安全造成冲击[4]。

  同时中国部分行业企业缺乏以高成本投入营造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激励动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制度自身存在多重缺陷，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下滑及增长乏力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变弱和消费层次降低，这些都是要重点关注的客观因素，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能深化我们对“反内卷”的认识。具体而言：

  一方面，应“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制度创新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一同推动制造业去“内卷式”恶性竞争。可以借鉴浙江为促进高新技术关键环节创新而创立的“治决会”模式——治理决策参与委员会。通过搭建由政府、行业协会、制造业“链主”等代表性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决策协调机制，推进产业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共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共执、产业空间布局共谋、关键核心技术共破、市场之间的竞争秩序共治，以全链条科学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关键技术创新突破能力，提振创新主体活力和竞争力[1]。

  另一方面，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热情参加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15]。多边主义是解决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必然选择，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当前，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我们应坚守世贸组织理念和规则，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各国通过开放做大一起发展的“蛋糕”；依托链博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平台，推动全球要素资源高效对接，让平台成为展示制度型开放成效、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窗口。

  同时，应积极实施自贸区战略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16-17]。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确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和困境。而以区域价值链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并不断培育出众多“链主”企业，进而可以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失为突破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一条重要发展路径。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另一重要趋向就是区域化发展，其中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助于中国依托区域价值链构建，突破以往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前，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正朝着高标准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和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边境开放”，涉及更多的则是边境后开放即所谓“境内开放”问题。因此，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不仅有助于显著优化区域内的整体营商环境，而且有助于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开放倒逼改革中推动规则等制度体系的优化。

  最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更适于分析我国制造业“内卷”，当前平台企业[18-19]、商业银行[20]也都有“内卷”的表现，同样不应忽视。

  [1]刘志彪,王兵.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与破解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4,(12):3-15.

  [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下）[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87.

  [3]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M].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2025：42

  [4]何青,张策,田昕明.中国工业公司无利润扩张之谜[J].经济理论与经管,2016,(07):58-70.

  [5]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经济研究,2007,(01):126-131.

  [6]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45(10):4-19.

  [7]江飞涛,耿强,吕大国,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06):44-56.

  [8]王立国,张日旭.财政分权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12):30-35.

  [9]张杰,任元明.中国“内卷式”竞争的主要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02):50-61.

  [10]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J].管理世界,2018,34(10):73-85.

  [11]张杰,毕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体系的战略布局与实施路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04):39-47.

  [12]张杰.中国全面转向全产业链政策的重大价值、关键内涵与实施途径研究[J].学海,2023,(01):82-93.

  [14]屠新泉,田家琪,李建桐.特朗普第二任期贸易政策震荡、全球影响和中国应对[J].亚太经济,2025,(02):13-28.

  [16]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课题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

  [18]欧阳日辉,刘璇.数字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发生机制、潜在风险与破解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2025,(03):3-19.

  [19]邹开亮.平台企业“内卷式”低价竞争的四维路径与法律规制[J/OL].价格理论与实践,1-7[2025-09-24].

  [20]梁宇.我国商业银行“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多维测度与治理路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04):11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