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能打的省：械斗13年死伤百万
1854年，即咸丰四年，洪秀全已然攻克南京，此时曾国藩发布战斗檄文《讨粤匪檄》，呼吁天下读书之人一同太平天国。
这位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其早期传教和开展活动的区域，皆是客家人聚居之处。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同样多为客家人。
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八月，广西贵县有个叫温亚玉的客家富户，想纳一名已和土著汉人订婚的壮族女子为妾，这一行为遭到了土著汉人的。
土著汉人在击败客家人后，放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约三千名失去居所的客家人，索性加入拜上帝会以求保护，成为金田村起义星火燎原的关键力量。
习惯以武力自卫且凝聚力高的客家人，在持续的移民迁移进程里，在和相邻而住的土著的对抗中，形成独立体系，很容易引发暴力举动。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实则是土客矛盾激化后产生的“怪胎”。能够这么讲，太平天国运动等同于民间械斗的高级形式。
同一时间，他故乡的乡亲们陷入了一场持续很久的残酷大规模械斗。然而在太平天国的“光辉”笼罩下，这场战事被人们忘却了。
咸丰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询问民间械斗的状况，下面是君臣对话的真实记录。
张集馨：此乃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含义。大村落中居住着一个家族，同姓氏的有数千上百家；小村落也住着一个家族，同姓氏的有几十家到一百多家不等。大姓氏家族欺压小姓氏家族，而小姓氏家族不甘受欺，便联合几十个村庄的小姓氏家族与大姓氏家族争斗。
张集馨称：臣之前路过惠安，目睹械斗刚刚爆发，参与人员的队伍颇为齐整。大姓使用红旗，小姓则用白旗，枪炮、刀矛等器械一应俱全。听到鸣金便进攻，看到火光就撤退。在械斗正激烈时，即便官府加以禁止劝谕，众人也一概不听从。甚至有父亲帮大姓、儿子帮小姓，相互打斗且全然不顾亲情的情况。
张集馨：若大姓打死小姓二十人，小姓仅打死大姓十人，除相互抵消外，小姓会按剩余人数向大姓索要命价，双方会到官府打官司。官府前往查拿有关人员时，涉案者早已逃走……
张集馨听闻雇主给予死者家属三十块大洋，还在祠堂公所供奉了一块忠勇公牌位……
这位来自江苏仪征的人还同皇帝打趣，称那些在民间械斗里丧生的人“勇敢倒是有，忠诚却不一定有”。
鉴于福建、广东有着在械斗方面远近闻名的传统，被委派到这些地区任职的官员，或多或少都会感到头疼。
清朝时期，官员被禁止在自己的家乡任职。那些被派往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外地官员，由于存在语言方面的隔阂，难以切实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
粤东地区民风强悍，惠州、潮州、嘉应这三座府城的民众战斗力最强，也最为勇猛无畏。当地官员若想在这三处征收赋税钱粮，就得招募一群更为善战、更加不怕死的人前往乡村催缴，不然连一文钱都收不到。
最为荒诞的是潮州府下辖的普宁县，莫说征收钱粮难以实现，就连官方的户籍登记体系都处于停滞状态，当地百姓处于政府根本没办法管控的情形。
郭嵩焘在代理广东巡抚一职时，察觉到粤东的风气已然波及广府地区。东莞、新宁（今台山市）等县，在凶蛮好斗方面，与潮、惠两地的风气极为相似。这些县的豪门大族，自行修筑土城，大量购置枪炮，目的何在？是为了进行强取豪夺，俨然成了地方上的恶霸。
由于距离省城很近，若派出少量人手去实施抓捕，他们会明目张胆地抗拒逮捕；要是派遣大量人员，他们会提前得到消息，迅速逃走。
彼时，于全国军事格局里，潮勇和湘勇、楚勇相同，因勇猛无畏、敢打硬仗而闻名。在本省范围内，东莞勇与潮勇名声相当，皆极为凶悍好杀。此外，还有一支客勇，客勇也绝非软弱可欺之辈。
公元1854年，即咸丰四年，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广东天地会发起了洪兵起义。
洪兵把“擒龙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当作目标。这句话的意思是，夺取石龙、虎门（如今都隶属于东莞）、广州（通常被称作羊城）、佛山，接着向西进军广西。
在应对洪兵起义时，官府所依仗的主要力量是客勇。彼时，赵源英带领官兵在新会与鹤山的边界抵御洪兵队伍，客勇作战时的英勇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源英的部队里，有一千名来自鹤山的客家人。他表示，这些客家人身上裹着旧棉絮，即便天气酷热也不取下，迎着敌军的炮火向前冲锋，直至与敌人近身搏斗，彼此用刀砍杀，性格极为勇猛凶狠。
官府招募客籍勇士来对抗洪兵，存在着深层次的缘由。其一，在当时，清朝廷的正规军队，像八旗军和军，已然腐败堕落至难以担当重任。
更为关键的是，参与洪兵的大多为土民（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居民），官府清楚知晓客家人和广府人之间向来存在嫌隙，矛盾颇为严重，于是打算借助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来激发客勇的战斗能力。
然而，广东地区土人与客民之间有的矛盾并非鲜为人知。之后，在第二次战争攻打广州城期间，英国人曾有过利用客家人和广府人矛盾的想法，计划从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以支援攻城行动。
自明朝晚期起呈现出的人口增长态势，让人均土地占有量降至了危险的临界水平。以广东为例，1685年时人均耕地达27亩，到18世纪80年代后半期，人均耕地减少至两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是降至不足两亩。
众多家庭不得不面对这一严峻的难题：要么放弃农业投身商业，要么迁移到另外的地方生活。
在闽粤两省，时常出现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里前往外地寻觅可耕地的状况。如此一来，新迁入的客人（也就是客家人）和先迁入的土著（即广府人）必然会围绕资源展开竞争。而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暴力行为。
在广东省范围内，来自东部嘉应府、惠州府的客家移民向西迁徙，进入广州府、肇庆府后，便为与当地土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埋下了伏笔。
广府人早就占据了当地的优质资源，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对新到的客家人加以压迫，还在文化层面歧视、诋毁客家人。他们把客家人称作“匪”“贼”，甚至给“客”字添上反犬旁，以此表明客家人野蛮、尚未开化。
有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和语言的鄙视链相关。我们都清楚，中原人会轻视南方人（其中包含广府人），其最根本的缘由在于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异，难以实现交流，于是便直接讥讽南方方言是“南蛮鴃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被嘲讽的一方，广府人居然捡起了这个词，用在了处于鄙视链更低位置的客家人身上。
我会把他人对我的嘲笑转嫁给其他人。群体中的优越感，常常借助这种鄙视链来传达。
土客两方最终引发了械斗，其表面缘由大多是源于语言交流问题，所以这种械斗也被称作“分声械斗”。
处在鄙视链末端的群体，向来不会甘心遭受鄙视。因此，面对中原人以“鸟语”相讥讽，广府人回应道：我们所说的才是中原古音。同理，面对广府人“鸟语”的嘲讽，客家人则回应：你们也敢这么说？我们说的才是地道的中原古音。
正所谓：若有人以正统为武器来攻击我，那我便构建一套属于自身个人的正统予以回击。
然而，语言上的差异并非土客械斗的根本缘由，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才是关键所在。
在闽粤两省，客家人因争抢坟山、墓穴而引发的民间械斗，出现的频率如同在东北常见到“你瞅啥”“瞅你咋滴”这类骂架情况一样高。
清朝律例针对客民在迁居地落户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严格到客民需在该地居住超过20年，并且拥有田产和庐墓，才能申请入籍。
为了得到法定身份的承认，客家人一方面积极积攒经济财富，购买田地产业，另一方面还得设法获取墓葬的地方。
最为关键的一点，乃是学额（即府县生员录取的数量指标）的分配情况。由于土客之间围绕学额产生争执，致使双方的士绅摒弃了自身修养，直接在械斗里充当起带头人。
原籍嘉应的客家人谢元位，于乾隆十一年（1746 年）开始带着家眷在高明县居住，并购置了田产。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他的儿子谢国佐因已在高明县寄居满 20 年，申请在当地参加科举。
最终，土著生员谭瑛等人竭力阻拦。高明知县于是作出批复，表示谢国佐有原籍，应当返回原籍参加考试。
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过去，谢国佐依旧不肯死心，始终为了学籍一事不断。虽然清朝的律例清晰地规定了落籍、学额等条件，谢国佐觉得自身条件完全契合规定，然而在地方势力的干涉下，他的这份执着，恰似泥牛入海，毫无结果。
在此期间，高明本地的绅士们也没闲着。他们也一直在控告谢国佐等外来籍贯的生员冒充本地籍贯捐官一事。
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在部分客家人聚居的县州，政府才允许另行编排客籍，单独分配给少数的生童名额。虽然名额极少，限制众多，但客家人在科举考试中好歹拥有了立足之地。
曾发出《讨粤匪檄》的曾国藩，早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常埋怨自己缺乏天赋。倘若他是客家人，或许连埋怨天赋的机会都没有，而得先抱怨制度有失公允。
自清初起算，历经一百余年、五六代人的默默忍受与顽强抗争，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广东中西部的客家人已不再似初来之时，甘愿困居于穷乡僻壤，以做佃农、帮佣为生。
那些发展起来的客家人，为获取广府人的田地，诱使土民子弟参与赌博，再将钱财借贷给他们，最终致使这些土民子弟需割让田地来偿还数额巨大的高利贷。
广府人压迫客家人，这么多年，压迫习惯了，突然面对客家人的经济崛起，没有羡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则一直不习惯被压迫的日子，总在寻求机会“反客为主”。双方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咸丰四年爆发的洪兵起义，为客家人提供了复仇的“契机”，也使得一场持续许久的土客大规模械斗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
之前提过，由于正规军作战能力欠佳，广东官府选择招募客勇来剿灭匪患。这些客勇在战斗中杀得兴起，最终借着公事的名义谋取私利，开始蓄意报复广府人。
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最初背离了协助政府洪兵的初衷，转而把目标指向了平日里的“仇敌”——广府人。他们随意认定本地居民为洪兵成员，大肆屠戮，进而霸占其田地和坟山。
在这当中，对广府人进行杀戮最为卖力的是出身武举人的客家绅士马从龙。他获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许可，借着带领客家勇丁清剿洪兵残余势力的名义，诬陷当地土著为匪帮，肆意展开屠杀，致使这股报复当地土著的仇杀之风，扩散到广东的多个县份。
这场土客大规模械斗，起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一直延续到同治六年（1867年），历经13年之久。部分学者推测，在这场械斗期间，双方伤亡人数多达五六十万，平均下来每年四五万，或者说每天约100 - 150人。
这是一组较为保守的数据。依据广东当地文献的记录，这场大规模械斗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百万之多。民国时期的《赤溪县志》在记载这一事件时提到：“双方仇杀持续了十四年，超过百万人丧生，数千座村庄被焚毁，祸乱波及了六七个县。”
依据历史学者刘平的研究成果，土客大械斗所影响的范围大概是珠江西岸的17个县，其中有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
据史书记载，那时土客两方的日常起居已然步入军事化模式，“士子农夫皆习战事，人人佩剑，户户持刀，将巨炮洋枪视作平常之物，碉楼寨栅犹如坚固长城一般”。
周边各县土客之间的械斗战火燃烧两年后，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新宁县士绅李维屏等人与开平、恩平两地士绅相互联络，谋划一同“剿灭客民”。为了赢得众多土著的支持，这些士绅大力宣扬客勇残杀土民的行为，土民为求自我保护，纷纷响应号召，采用武力与客民对抗。
就这样，广府人挥舞着红旗，客家人擎起了白旗，各自列阵，彼此鼓动士气，双方的残酷拼杀在红白旗帜的交织中，逐渐没了界限。
在械斗最为白热化之际，双方均施行“铲村”策略。具体而言，便是集结武装力量，拼尽全力展开血战，捣毁对方所在的村庄，抢夺妇女与财物，最终放一把火将整个村子付之一炬。遭受侵害的一方则会再度聚拢力量，杀回原地实施报复。这般循环往复，有人死亡，有人逃离，大片田园就此荒芜，村落沦为一片废墟。
在新宁东路的赤溪区域，客家人和本地人一直都相处融洽。1856年4月，客民心里清楚械斗难以避免，不过为维持和平的状况，依旧尽力借助土民士绅，于一座庙宇内进行歃血会盟。土客两方立下了恶毒的誓言：谁率先挑起战争，谁就会遭受灭族的天谴！
然而，再狠的誓言也无法阻挡理智的缺失。仅仅过了一个月，广府原住民在赤溪一处名为火烧寮的地方率先发难，致使一名客家人死亡。
战事一开，便难以平息。赤溪这一个地区三面临海，北面又是广府人的聚居之处，客家人已无退路，只能奋起迎战。这场战争，持续了足足11年之久。
最为凄惨的一次，当属河洲村的那场械斗。广府人花钱雇了匪勇，分多路发起进攻。客绅钟毓灵带领壮丁进行抵抗，设立寨子坚守。钟毓灵还邀请周边的客村一起联合防御。然而，终究还是难以抵挡土民的强大攻势。在这场战斗中，河洲村有数百男女丧生，领导者钟毓灵被抓到新宁县城后遭肢解，土民还争抢着吃他的肉，其状惨绝人寰。
1857年，即咸丰七年正月，新宁县内不少客村陆续被攻陷，数以千计的客家人只能趁着夜色往西边迁移。其中有一路西迁的客家人在凌晨的时候，遭到了广府人的伏击。刹那间锣声大作，广府人从各个方向进行截杀，客家人惊惶失措、四处逃散，最后遇害的人数多达4000余人。这是土客相互争斗以来，客家人死亡人数最多、遭遇最惨的一次。
这场遭遇战在客家人的记忆中刻下了难以消除的痛苦印记。客家人觉得，当日他们带着老人和小孩向西迁徙，行进速度迟缓，而且一路上不时有婴儿啼哭，这才被广府土著发觉，随后土著连夜聚集众人进行截杀。
经过这次教训，客家人但凡带着家眷迁移，路过土民聚居地时，都会用棉花堵住小孩嘴巴，或者把烟膏涂抹在小孩嘴上，使小孩沉醉不啼哭，不过由此导致闷死的小孩数量不少。
客家人的又一场大劫难同样出现在迁徙的路程中。彼时，新宁西路的客家富户由于原居住之地被广府人占据，便集体乘船前往曹冲、赤溪。谁料，刚一出海就遭遇海盗打劫，被抢走价值二十多万的金银，男女中被杀以及被封闭在船舱内闷死的多达两千余人。
在迁徙途中，客家人除遭遇杀戮外，年轻男性还被广府土著抓走，押送至澳门后，转卖到秘鲁、古巴充当苦力，这一行为俗称“卖猪仔”。土客大规模械斗期间，被当地土民掳掠贩卖的客家人，数量约达两三万。
广府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过客家人的损失也极为惨重。据史料记载，彼时“在土客相互争斗的地区，皆是白骨遍布原野，骷髅堆积成山”。
从整体情况去看，由于人数众多，在械斗方面，广府人相较于客家人具备军事上的优势。然而这还不够，广府人凭借政治方面的优势，持续向上申诉，从县级单位开始，到府级、省级，最后直至北京。
实际上，他们的控告暗藏着浓厚的私心，并非请求官方派遣人员对土客两方的矛盾进行客观调解，而是单方面要求官方出动兵力驱逐、客家人。
一开始，广府士绅的“”并未得到重视，主要源于两个因素。其一，在洪兵叛乱的初始阶段，参与者大多为广府人，官方决定招募客勇来讨伐叛贼，故而不会站在广府人这一方；其二，太平天国、第二次战争等不利的大局形势，分散了政府的精力，土客械斗被当作民间私人事务而被搁置处理。
同治四年（1865 年），广东恩平举人冯典夔前往京城进行（也就是“京控”），声称自客家人发起动乱之后，前前后后杀害广府土著达十余万人，烧毁村庄、抢夺妇女的数量多得难以计算，请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彼时的广东代省长（暂署广东巡抚）郭嵩焘针对冯典夔的指控之词予以反驳，客观地表明土客两方历经多年的大规模械斗，压根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也不存在是非对错可评，并且双方相互掳掠残杀，伤亡均极为惨重，各自都达到了数十万人之多。
郭嵩焘表示，在大规模的械斗事件里，土人和客人双方都蛮横无理，且都极为凶残。“客人杀害土人，挖掘毁坏他们的坟墓，扫荡村庄，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土人杀害客人，消灭他们的族群，霸占田产，同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总而言之，双方均完全丧失理智，应当对两方都给予同等的批评。郭嵩焘着重指出，一定不可以仅仅听信广府人的片面说辞。
朝廷采纳了郭嵩焘的建议，专门发布文件着重指出，在处理土客之间的冲突时，需一视同仁，应当“区分好坏”而非“区分土客”。
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政策出现了走样的情况。官方的态度显著倾向于广府人，同意广府人组建团练，对“客匪”进行剿办。政府还时不时派遣军队对客家人展开围剿。真可谓是，爱哭的孩子能得到更多照顾。
待曾国藩将太平天国剿灭，洪秀全归天之后，帝国局势渐渐趋于平稳，官府这才有精力去处理广东地区的土客大规模械斗。
一个不为人知的缘由是，帝国的掌权者也心存忌惮，担忧持续许久的土客械斗会出现性质上的转变，从民间的相互争斗演变成公然举旗造反，进而催生另一个太平天国，如此一来，大清仅存的一丝生机也将彻底消逝。
蒋益澧接替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一职，刚到任时，便制定了剿灭“客匪”的策略。
蒋益澧乃湖南人士，是左宗棠的心腹亲信。他调来了数以万计的湘勇，用以剿灭“客匪”。然而在实际战斗里，这些声名远扬的湘勇，与客勇交锋时不仅没占到便宜，反而屡屡战败。
缘由十分简明，客家人历经无数战斗，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且痛恨官兵不了解客家情况，帮助当地土著欺压他们，故而在作战时格外英勇。
广府民众常常对官军并不领情。他们会时不时地对官军和客民发动伏击。潮州总兵卓兴在护送投诚的客家人的途中，当行至恩平的唐劳一带时，恩平、开平等县的广府原住民在沿途掳杀了400多名客家人，还对护送的官军进行劫杀，进而进攻官军营盘。这一事件让卓兴十分恼怒。
广东，被誉为中国最具战斗力的省份，从土客两方对官兵的态度以及战斗成果，可以发现这个称号名副其实。长久以来的暴力械斗传统，实际上让广东民间形成了孔飞力所提及的“地方军事化”。一旦他们都觉得官方不足以满足自身愿望，便有勇气且有能力与官方势力相抗衡。
在清剿“客匪”期间，蒋益澧运用了名为天花炮的炮弹，此炮弹落地炸开后，方圆十丈范围内，房屋尽数坍塌，不见任何存活之物。
然而，客家人没多久就观察到，这类炮弹是通过火线引爆的，从落地到爆炸存在一个时间差。于是，每次妇女儿童看到炮弹射落，都会争着跑过去，取下火线，把炮弹交给客勇的指挥者。
这也使得蒋益澧萌生了从清剿到招抚的观念转变。听闻，蒋益澧在巡查营地时曾登上山头，看到客家人的堡垒中，男子耕种、女子织布，孩童诵读诗书，一切有条不紊，这才明白客家人并非贼寇，他们不过是坚守故土以求自保罢了。
此时，客绅头目也赶到军营，拜见蒋益澧，称愿意停止对抗，谋求和平。蒋益澧深受触动，立刻转变方向，致力于推动土客两方停止争斗、达成和解。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土客两方彼此攻伐占领，使得广府人的祖坟有落在客家人控制区域内的，客家人的祖坟也有落在广府人控制区域内的。蒋益澧推动土客联合的首个举措，很是令人动容。他下令土客两地的绅士和百姓，不得阻止客家人或广府人进入对方区域扫墓，特别要妥善保护对方的祖坟。
此时，长久以来对战争感到厌烦的土客两方，内心的愤懑情绪得到了片刻的缓和。
作为土客达成议和的一项重要成果，官府把客家人比较集中的新宁赤溪单独设立为厅，允许客家人迁入此地。1912年，即民国元年，赤溪厅变更为赤溪县。
一场长达13年的惨烈大械斗宣告结束。然而，它在土客两方的共同记忆里，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此之后，只要发生现实中的争执，广府人与客家人便会轻易唤起往昔的仇恨，让那道表面看似已经愈合的伤疤再度裂开。
郭嵩焘曾在近处亲眼见证了那场惨烈的大规模械斗，为此他多次悲叹道：“灾祸源于人心，若人心懂得悔悟，灾祸便会立刻消除；若人心相互算计，灾祸则会愈发严重。”
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用更文明的办法，化解相互间的纷争，永远都别陷入野蛮且不理智的争斗。永远如此！
刘平所著《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出版。
罗香林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影印本，出版地为上海
（美国）孔飞力所著《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美国）魏斐德所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李恭忠所著《客家：社会身份、土客械斗与华南地方军事化》，刊登于《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